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规范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规范方法是
邱斌 东南大学特聘教授
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2期（总第76辑）
全文3805字，阅读约需8分钟
01
做任何事或者从事任何行业的经营都有进入壁垒（barrier to entry），从事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当然，这里所讨论的经济学研究，一定是指较高水平的研究，“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而已，若是一般的研究，也就没有必要深入讨论了。当然，经济学本身是个学科大类，无论按照学科分类还是国际惯例，经济学下面还是可以细分出很多我们称之为专业或者方向之类的科目类别的。本文姑且略去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仅仅从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做好一项研究的角度来非正式地说说经济学研究的诸多壁垒。首先是语言文字功底。做研究、写论文的起点是写点像样的东西，因此，语言文字功底的好坏一定是能否做好研究的最基础条件。这里的语言文字并不特指某种语言，姑且就说中英文两样吧，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母语，一个是国际刊物通行语言。为何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那么火？原因就是我国的诗词特别是古诗词语言文字优美，纾解人生惆怅甚至可以表达家国情怀。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学著作或者经济学论文来看，其标题常常让人过目不忘，这往往反映的也是作者（译者）的语言文字功底。以最著名的《国富论》为例，如果早期译者把亚当·斯密这部著作直接翻译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话（当然翻译的时候还不是白话文时代），这部著作的影响甚至可能没有那么大了，而这也绝非危言耸听。又如，十多年前复旦大学陆铭教授的一篇《因患寡而患不均》的论文，其标题因巧妙地改动我国古代的一句著名言论“不患寡而患不均”，因而取得了出其不意的立意和传播效果。又如，数年前复旦大学宋铮副教授的成名作Growing Like China（中国式增长），因是大陆较早在AER（《美国经济评论》）上发文的学者，因此也是引得国内乃至全世界的学者竞相侧目，因为即使对于很多美国学者而言，在AER上发表论文也绝非易事。以上数例说明，尽管不一定像我国古代文人那样一定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行文效果，但是具备良好的文字功底却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必备基础，也是阻碍一般学者从优秀到卓越的某种“进入壁垒”。当然，提倡具备厚实的文字功底并非建议大家都做“标题党”，在一个微信流行和心灵“鸡汤”泛滥的时代，写论文时一味地追求“标题党”而无经济学实质内涵的做法一定不会取得成功，而且多半可能只是停留在文字经济学的水平上。否则，没有了做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体系，好的文字也仅能流于形式而已。
02
做好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壁垒是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与思维方式。也许各位《茶座》看官会提及经济学研究的计量方法和工具作为一种较高的研究进入壁垒，应该说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不是关键中的关键。这里的逻辑是，计量方法和工具是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和思维方式的一种或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掌握了计量方法和工具（特别是应用计量经济学）有助于系统的经济学训练的完善和精细化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但反之并不成立，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此浩瀚，研究方法如此多元，对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并无一定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人所谓的“文无定法”。当然，随着经济学教育的日益普及和各国教育与学术交流的愈发频繁和常态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范式也日趋融合，特别是反映在规范化的发文（无论中文刊物还是英文刊物）上面，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与思维方式已成为学者所必备之技能与素养。我在以前的《茶座》文章中数次提及，在国际会议上，各国学者的假设前提是所有与会者都已经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因此大家不再会为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和计量方法去争执，而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诸如“这个选题新不新，前人是否研究过？”、“该文的研究过程是否能够做到逻辑自洽？”以及“该文有无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对当今世界人们的经济行为有无进一步的规律揭示？”，或者更进一步地，“该文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性，能否推广到更大的时空范围？”等等。2016年7月，我和数位同事（包括博士生）赴澳大利亚凯恩斯参加了由詹姆斯·库克大学主办的第28届中国留澳经济学年会，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作了非常好的学术交流，收获颇丰。其中，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者，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Luigi Pistaferri教授作了题为“Consumption Inequality”（消费不均等）的演讲。该文非常值得玩味，从消费与闲暇的效用方程出发，一步步地揭示了当今世界上的消费不均等，已经由简单的买多还是买少逐步演变为富裕的消费者更加倾向于购买有机食品，概括地说更为富裕的消费者开始追求“质量效应”和“购物体验效应”，演讲者意在表达这是更高层面上的消费“不均等”。无独有偶，Pistaferri教授所主要引用的Broda和Weinstein(2008)年的那篇论文又是我曾亲自参与过研讨的一篇论文，因此感到比较熟悉和亲切。该教授在对食物消费不均等的研究基础上，打算把此研究结论推广到住房和娱乐消费方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化”，应该说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研究方法及结论都具有较大的创新性，也引发了很多提问。例如，西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的吴颜瑞教授就问到了信用消费和现金消费对同样问题的不同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消费者行为的特点与区别等问题，当然还有经济学家都不会放过的数据及其来源问题等。这篇论文首先很学术，上面已经有所介绍。但同时，它是属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张晓晶老师在他的经济学散文集《哈佛散记》里所提及的经济学“像诗一样有用”（as useful as poetry）吗？其实不尽然，张晓晶老师的“像诗一样有用”的这个引用也暗含了经济学家的幽默和某种谦虚。如果仔细思考该文的经济学涵义后不难发现，该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如何拉动内需还是有不少借鉴意义的，因为如今大部分老百姓已经过了温饱阶段，如何吸引他们消费升级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如果还按照过去的传统思路，再不提供更高质量产品和更高级形态的供给的话，不光富裕消费者留不住（往往到海外一掷千金），就算普通消费者恐怕也很难打动了。这篇论文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除了消费的数量之外，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服务）的质量以及他们所愿意分配在消费行为上的时间（也就是所谓闲暇）所带来的更完整的社会福利才是我们考察消费不平等的一个更好的分析框架，从而为人们思考如何拉动消费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可能的政策建议（尽管这不是作者的本意）。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的本意是研究如何拉动消费经济及其转型升级，我们很可能无从下手。但是，如果有了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有了“功夫在诗外”的认识境界，按照上述Pistaferri教授的研究方法“步步为营”，反而找到了研究的解决方案。因此，在经过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和思维方式的培养后，做研究不就事论事，而是最大化地追求一般化的研究范式，很多现实问题的答案居然不找自明地就在那儿了，这真是做研究的某种悖论。
03
除了文字功底和技术性壁垒之外，能否做出顶尖的研究还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毕竟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最近在我所供职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则我校校友马光荣同学作为共同作者即将在AER上发表论文的消息传遍了微信朋友圈。这位本科毕业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在北大CCER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一直孜孜以求，终于取得上述研究成果，真是可喜可贺。几年前，当马光荣还是博士生的时候，我们曾邀请他回母校做过学术交流，我当时就对他以如此年轻之年龄去研究国企下放这样的“大”话题和历史话题表示了惊讶，因为该研究对象所代表的典型化事实甚至远远超越了比马同学更大年龄的学者的体验范围。我不禁回想起马光荣同学本科阶段我和他的有限互动，想到他博客签名上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正是在这种抱负和志向下，马同学可以下定决心去深入钻研这些历史问题。我衷心希望如果马光荣同学看到我的这篇《茶座》文章的话，能够理解我选取他的求学经历与追求作为我的论证依据的真实初衷和所进行的客观描述。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大地上所经历的经济巨变和业已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去描述和研究这些巨变和成就的经济学研究也愈加丰富且任重道远。在中国经济学教育越来越规范化和研究方法与工具越来越科学丰富的今天，能否做出为国际同行所认可乃至引领世界的中国经济学派的研究，是一个越来越不难回答的问题。简而言之，在低阶的进入壁垒已逐渐移除的条件下，下一步比的就是基于中国现实的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遥想费孝通先生1939年出版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时，他在伦敦大学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此书作序时写道：“它（指《江村经济》这本书）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之所以大段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这段话，是想说明，在所有经济学（或者任何科学）的研究壁垒中，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以事实为依据，这既是科学研究中应具备的最基本态度和素养，又是大多数研究者一辈子都难以真正去除的进入壁垒。
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规范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规范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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